褚中喜律师：借钱，不是闹着玩的

【导读提示】

 欠债还钱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而四川省A县的刘艳红、秦兰、秦水琴三人，借钱却借出了麻烦。钱不但没有要回，还被A县公安局以“非法经营罪”送进看守所。当事人亲属联系我时，也感觉像是“天方夜谭”，半信半疑。

不忍拒绝，决定接受委托，到实地一调查，真应了“一切皆有可能”这句广告词。经据理力争，A县公安局作出《撤销案件决定书》，“非法经营罪”被撤销，三人“犯罪嫌疑人”的“帽子”也摘掉，公安局依法给予每人相应的国家赔偿。

一手操纵导演此案的开发商董事长程军，最终被A县人民法院一审以“合同诈骗罪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罪并罚”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。董事长程军的儿子认为县委书记落井下石，故意整自己的父亲，实名举报县委书记李某。

2015年情人节当天，纪委将李某双规。今年初，C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指控李某受贿4000余万元。据媒体报道，如果受贿金额全部被认定，李某将是四川省受贿金额最大的县委书记。

【案情回放】

四川省A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，与重庆市、贵州省毗邻，长江、赤水河、习水河穿流而过。盛产名酒，四川特色小吃“豆花”更是当地一绝。

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都是四川省A县人，三人碰到一起，是因为同一个矛盾纠纷的对象——房地产开发商程军。三人家里都小有积蓄，把钱放在银行，升值不大，就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，共同把积蓄借给了程军。

程军名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把楼盖好，房子也开始销售，可就是不提还钱的事儿。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眼看着自己手里的借条诉讼时效马上就要届满，利息给不给暂且不说，怎么着也得把本金给先拿回来。三人一合计，就一起去找程军要钱。

刚开始还承诺还钱，后来就演变成“拖”，再往后就拒绝见面，也不接听电话，程军变成了大爷。三人被迫以“要求履行借款合同”为由，一纸诉状将程军诉至A县人民法院。

由于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借条和合同白黑字，想抗辩不还，对程军而言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很快，A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程军应当立即归还117万借款和相应利息。

有了A县人民法院的“尚方宝剑”，三人在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。小百姓和开发商叫板，就像捅了马蜂窝，程军运用当地丰富的社会资源开始反击。

程军放言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老子和县委李书记是铁哥们，你们准备好铺盖，去蹲监狱吧！”三人不信邪，认为A县虽偏远，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也有人民政府，没有当成一回事。

程军说到做到，直接向A县公安局报案，称她们三人是放高利贷，涉嫌“非法经营”。A县公安局工作积极，不多久就以涉嫌“非法经营罪”刑事拘留三人。而紧接着，当地法院以“先刑事后民事”之缘由，终止了之前三人申请的强制执行。

三人的家属经商量后，委托我作为代理律师，帮她们代理此案。在帮她们三人代理案件的过程中，又牵扯出来另一个贷款给这个程军的担保公司。

这家公司的老板兼法定代表人吴大国也和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三人情况一样，在要求程军还钱的过程中，被以涉嫌“非法经营”给刑事拘留。于是，在代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，又增加了一位委托人。

在刑事和行政类案件中，时常会遇到当事人越级上访的情况出现，我极力反对这样做。上访并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，而且一些过激言行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，不利于案件的解决。“约法三章”，不能上访，是我办案的习惯做法，为此，要求当事人及其家属承诺，在律师办理案件期间不得上访。

而这个案件中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公安机关对当事人的刑事拘留，到底是刑事侦查行为还是治安管理行政行为，因为行为性质的不同，对案件的影响力也不一样，所应有的解决方案亦会有所改变。

而确定涉案行为的性质，就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。第一，A县公安局能否举证证实当事人有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；第二，A县公安局的真实目的。

如果当事人的借钱行为属于“非法经营”，就该追究刑事责任，那么公安机关的行为属于刑事侦查，毋庸置疑。否则，就失去了侦查的前提条件，从根本上违背了刑事侦查的目的，其行为就属于公安机关利用刑事侦查之名干预民间借贷纠纷。

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目的，是打击犯罪，依照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程序立案，采取刑事侦查行为，查明犯罪事实，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。

经反复和A县公安机关交涉，指出这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贷，作为公安机关不能干预经济纠纷，公安部早已有明确规定，不能置公安部的禁令不顾，而去充当程军赖账的帮凶。本案中，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是开发商法定代表人程军，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

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面对我提出的疑虑，要么避而不见，要么不置可否。其中一位民警坦诚说道：“我们只是服从工作安排，和三人远日无仇，近日无冤。”同时私下告诉我，“开发商老板程军和县委李书记关系很铁，这是打了招呼的案件，领导很关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

【柳暗花明】

案情经过一番周折，发生戏剧性变化，A县公安局在用足了刑事拘留期限后，突然决定释放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三人。呼吸到新鲜空气，才感觉到自由的可贵。

人虽放了，但“犯罪嫌疑人”的标签让处于小地方的三人抬不起头，唯有撤销案件，才是清白之身，这成为大家的共识。为此，我决定：第一，趋利避害，规避风险；第二，要求公安机关撤销案件，依法赔偿；第三，应当追究开发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。

我以“要求确认A县公安局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违法，并作出赔偿”为由提起行政诉讼，并提供了十几份各地法院的相同判例，都是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之名干预经济纠纷被判令违法的案件。

但A县人民法院并不参考这些同类型案例，经过长时间的交涉，才迟迟作出“不予以受理”行政裁定。上诉至C市中级人民法院，依旧被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当然，这一切也在预料之中。

毕竟，法院敢判公安局败诉的不多，县一级的公安局长一般是当地政法委书记，而法院院长只是副书记。更何况是县委书记关注的案件，一旦确认违法，赔偿损失，大家面子都过不去。在启动程序之初，考虑到了这一点。

民间借贷除高于国家规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外，本金和合理利息仍应得到支持。《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》第一条明确指出：“绝不能把经济纠纷当做经济犯罪来处理，切不可轻易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。”

该通知第二条指出：“对经济纠纷问题，应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，公安机关不要去干预，更不允许以查处经济犯罪为名，以收审等非法手段去插手经济纠纷问题”。同时，1994年9月中央政法委发布了《关于严禁以扣押人质方式解决经济纠纷的通知》。

上述两通知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要求严格区分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，严禁公安机关违法任性，滥用刑事侦查权力非法干预经济纠纷。

从相关资料来分析，基本上能够确认A县公安局对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她们三人“非法经营”定性错误。其实质上就是打着刑事侦查的名义为开发商老板程军逃避债务做“挡箭牌”。

接到中级法院裁定，我们直接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递交《行政再审申请书》，诉求：1.依法撤销C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;2.指令原法院受理本案。对四川省高级法院没寄太大希望，只是想拿到一个法律文书后直接上最高人民法院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向C市公安局提出申请，要求市局对A县公安局实施个案监督。从北京到C市公安局，反复往返，更多的是电话沟通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的意见得到了C市公安局法制处的认可，书面通知我：“已责令A县公安局限期撤销案件，解除刑事强制措施，依法赔偿损失。”

没几天，A县公安局分别作出编号为45、46、47号的三份《撤销案件决定书》，彻底将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三人“非法经营犯罪嫌疑人”的标签摘除。经过进一步交涉，公安局作出行政赔偿决定，对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给予相应赔偿。

 “经常走夜路，必会碰见鬼”，因为本案，让开发商向公众高息借款的犯罪行为浮出水面。不久，A县公安局刑拘了开发商老板程军，A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合同诈骗罪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罪并罚，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。

父亲被判刑，程军的儿子不愿意了，认为县委书记李某落井下石，把向其行贿的证据向纪委全盘抖出。2015年2月14日情人节，县委书记李某被双规。

据媒体报道，李某受贿金额4000余万，C市检察院已经依法向C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。如果涉案金额全部被认定，这位曾经叱刹风云的李书记将成为四川省受贿金额最高的县委书记。

最后不得不提一下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大国的案子，吴大国脑子活，早年经商，曾从事过房地产开发，手中聚集了一笔闲散资金。开发商老板程军和吴大国本是老相识，程军急需资金，吴大国二话不说，借给了其592万。

吴大国要程军还钱时，也和刘艳红、秦兰和秦水琴三人的命运一样，被以“涉嫌非法经营罪”之名扔进了看守所。A县公安局向A县检察院提请批捕，面对各方面压力，A县检察院将案件报送到C市检察院，施压力量又跟踪到市检察院。

市检察院顶住压力，排除干扰，给出的意见是“不构成批捕条件”，市检察院准确执行法律值得尊敬。吴大国顺理成章走出看守所，经过一番周折，刑事案件也被撤销。

面对A县公安局给予的赔偿条件，吴大国坚决不同意，他希望公安局长下台。我多次和吴大国心平气和地谈心，把自己在做律师过程中碰到的遭报复的实例一一向其讲述，目的希望吴大国放弃心中的仇恨，不要再折腾，以免给自己带来新的麻烦。

“他要升职，已经公示，我向组织部投诉了他，我终于有机会出这口恶气”，一天中午，我接到吴大国的电话，他像中了大奖一样地向我报喜。“他终于也有今天，我要让他的仕途原地踏步走。”我心里一沉，建议他马上把投诉撤回，否则会有麻烦的，吴大国最终没有听取我的建议。

 不到半年，A县公安局再次将吴大国刑事拘留，这次的罪名为两项，一项是非法拘禁，一项是非法经营。我婉拒了再次代理，既有不想介入个人恩怨的想法，也为了规避风险。办理刑事案件，司法机关报复律师很容易。

再后来，吴大国家属告诉我，吴大国被判处八年，我从网上也看到了该案的详细报道。许多专家、学者、律师为其叫屈，鸣不平。每想起吴大国，自责，心中隐隐作痛。

吴大国是一个好人，每次去A县，热情接待，用他的豪车送我去重庆江北机场。从网上的消息可以看出，有一位律师一直在为其申诉，希望传来好的消息。

【律师观点】

本案争议有两点：一是A县公安局实施刑事拘留行为的性质；二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经营。本案中，A县公安局实施的不是刑事侦查行为，而是打着刑事侦查之名的行政行为，具有可诉性。同时，三人向开发商的借款行为也是普通的民间借贷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“非法经营”。理由如下：

一、刑事侦查和治安管理行为的区别

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，其在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时，其就是司法机关，实施的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，对刑事侦查行为不服，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，救济途径应当是依据《国家赔偿法》的程序进行。

公安机关的另外一个职能就是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行政法律、法规对社会治安进行管理的行政职能。对公安机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实施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行为，则是具有可诉性的行政行为。

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和治安管理行政行为有明显区别，刑事侦查行为是刑事执法行为，基于对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进行查证和采取强制措施，执法依据一般是《刑事诉讼法》，重在打击。而治安管理行政行为是行政执法行为，一般是为防范各种危害治安行为的发生危害而做出，执法依据一般是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重在管理。

二、民间借贷和非法经营的区别和联系

民间借贷是基于信赖和一定的利息需求，为借款人提供资金，解决其燃眉之急，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民间经济往来行为，不属于经营银行的存借款专项业务，并没抢银行的“饭碗”。

而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、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，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

从两者的定义上可以对比出，两者是有明显的差别的。民间借贷和非法经营虽然都有“盈利”的目的，但两者所依赖的媒介是不同的。民间借贷的媒介是“金钱”；非法经营的媒介是“市场经营和商品”。

早些年，国家政策趋于保护金融市场的稳定，对民间借贷的保护、管理和引导措施都不尽完善，对民间借贷的有点倾向于消极的态度，但也并非是政策及法律放任不管和不保护。尤其是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集中发生后，国家渐渐地已经开始重视民间借贷行为。

而我们自己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今后个人借款给他人的决定，应三思而后行。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，如果是准备往后收回借出去的钱，那么在借钱之初，就应该做好借款手续，完善借款合同。